国家的经济增长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每个国家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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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一直是各国人民的理想，发展经济学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前者比较国与国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后者侧重从经济史角度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进行梳理总结。将两者更好地融合，进行时间维度上的横截面分析，目前最权威的成果来自当代最伟大的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他在宏观经济史数据考证、计量与分析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世界经济千年史》对公元纪年以来的世界各国经济的长期表现进行了量化研究，对人类社会过去两千年经济增长，探讨了导致富裕国家成功的力量，以及影响落后地区进步的障碍。在这本被奉为计量经济史领域的里程碑式皇皇巨著里，正文分为导论和三个章节，剩下一半篇幅是附录，用于支持正文提出的观点。
麦迪森挑战和重建了有关人类文明进程的已有假说，对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重新划分。作者没有囿于经济学，而是广泛吸收了历史学、地理学、人口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作者将1000-1820年定义为欧洲“原始资本主义”时期，认为欧洲的崛起早在11世纪(宋朝)就开始了，人均收入在14世纪(元末明初)超过了中国。中国在宋、明时期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迹象，与西欧发展的分野逐步拉大，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末是闭关锁国和粗放式经济增长阶段，人口增长和生产增长几乎同步，中国跌入了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相互抵消的停滞“陷阱”。尽管中国1820年(清嘉庆年间)总产出仍居世界第三，但西欧的人均收入已经是中国的两倍。
麦迪森提出在过去一千年里，人口和经济增长主要由三方面因素支持。其一是土地的增加，主要是通过对人烟稀少、土壤肥沃和有新生物资源的地区的占领或移民。当时中国出现了大量人口南迁到江南相对空旷和潮湿地区，南宋迁都临安，后来从越南引入了高产早熟的稻米品种。在欧洲，大航海时代带来了美洲殖民浪潮。盛产白银的墨西哥和秘鲁最先被征服，新大陆提供了玉米、土豆等薯类、花生、西红柿、可可、辣椒、烟草等大量前所未知的新作物。其二是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作者重点分析了早期的霸权国家，如葡萄牙、荷兰、英国等，也讨论了中国和日本等亚洲主要国家。其三，作者认为是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荷兰、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得益于人本主义的学术发展、现代大学的建立和印刷术带来的知识普及，技术创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制度的演进，而对日本和中国的分析更有启发性。
教会背景的学者和东印度公司的科学家是对亚洲文化传播的先驱，早在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就来到中国，得到了皇朝高度重视，之后更有汤若望、南怀仁等，与统治阶层有密切接触。这些人在中国生活了两个世纪，但是作者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西方知识和科学发展几乎没有好奇心。中国真正开始学习西方技术是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开始，但是严格遵循“中体西用”的故步自封走入了“后发劣势”的误区，不仅技术未取得突破，而制度方面更是毫无更张，最终无疾而终。
日本一向擅长学习和吸收国外文化成果。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日本就积极向东方大国学习，在隋唐时期掀起了从中国引进知识的高潮，起初由政府主导，至宋朝末年改为断断续续的民间交流。十六世纪以后，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在日本待了近一个世纪，日本人由此对欧洲的船舶、地图、导航术和枪炮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他们开始时也是从有关西方知识的中文书籍中获得相关知识。在葡萄牙人被赶走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技术专家取而代之，来自荷兰的学问被称作“兰学”对日本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代表性人物是福泽谕吉，他的启蒙工作和按西方模式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从此引发了日本人破除对“中国事物”的尊崇，这也是日本后来“脱亚入欧”的肇因之一。与中国相比，因为过往的传统也是来自外国，历史负担较少，比较容易弃旧迎新。德川时期发生的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明治维新，日本在1820年的经济水平超过了中国和亚洲大部分地区。
作者也指出了自由贸易制度的变化过程，一个大众不太了解的真相，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初期都采取过各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自由贸易本身是那些强国在自身已经占据优势地位时才开始推行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每个国家表现出来各自的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的增长政策和策略也有很大差别。经济学家在寻找普遍规律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疑问没有得到解决。
(作者系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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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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